前几天梦到回剑桥办事。路过Peter的古董店，隔窗看去只见里面换了新装：来自东方的瓷器所剩无几，充斥的却是他不喜欢的“现代废品”。我心中不禁一惊。
最近时常想起Peter。剑桥城内有两家古董店，一家是David Theobald开在Fitzwilliam博物馆对面的，经营各国各时期的工艺品和小物件。另一家则专注收藏东方艺术品和Lithograph，位于政治系旧址对面，与Pembroke学院隔街相望。店主就是Peter Crabbe先生。
走进小店如同进入主人的客厅：正中是古朴的大圆桌和椅子，桌上总摆着书和文件。左手边狭窄楼梯通向阁楼，只容一人弯腰而上。楼梯墙壁上满挂着那些历经数百年的Lithograph，内容多是各学院风景和动植物绘画。房间不大，四周围都是书架，上面陈列琳琅满目的艺术品，码放着许多参考书籍和文物图册。60多岁的Peter平时就坐在里间的一张书桌后。每当朋友来访，我们则在外间围桌而坐，品尝Peter的特供红茶。
Peter是我在剑桥的好友。每周上下课路过他的店面，那里面常常是高朋满座，聚集着各领域的教授和学者。他们既是各科的专家，又拥有对艺术品和东方文化的共同爱好。
我和Peter由一件大雅斋瓷器熟识。绿松石底色的“永庆长春”碗缠绕着花鸟和葡萄枝，我一度认为那是店中最耀眼的艺术品。也许是Peter惊讶我能辨识他的收藏，我们的话一下多起来。他坦然跟我讲自己拿不准这件瓷器到底是晚清还是民国的，所以价格定得很保守。“果然是真品的话，那买主可要走大运了！”
我常问起Peter早年在香港的淘宝经历。他对无数次的上当一笑了之。那时还是文革后期，内地武斗严重，自称humanist的Peter向我感叹年轻人在政治动荡中付出生命的代价。“尤其是当我看到珠江上漂来的尸体，他们竟那么年轻，却为领袖和主义相互残杀。” 我们还聊起中国的变化。Peter从未去过大陆，但他隐约觉得中国的年轻一代抛弃了很多珍贵的传统价值，比如仁义、信用和礼法。而每当我因此感叹前途悲观时，他又提醒我要将视线放远：从20世纪上半叶的最低谷走到今天，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主旋律，特别是将离散的各地区、各民族重新凝聚在一起，这个向心力的形成是极其不易并值得珍惜的。
我们也说英国五十年来的变迁。“超前消费突飞猛进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小时候英国人没有现在这么超前。我们想买自行车，那就自己攒钱。当时很多蔬果都是自家种的，用的东西也是自己动手做。我家的苹果虽然样子难看，但味道和品质却比现在市面上的好很多。”“现在英国学生也不再热衷学习外语。中学里，世界史不再是必修。学生知道的仅仅是英国的一点事情，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误差越来越多。”
时间久了，Peter就请我加入他的朋友们在城郊“北京饭馆”的定期聚餐。参加者有来自数学、医学、历史、外语等系所的老师，饭桌上觥筹交错之间，大家对感兴趣的话题各抒己见。
这是一个包容的团体，在这里科学家不以科学为权威，其他学者也不奉主义为圭臬。一切都坦诚开放，幽默诙谐，虽是山南海北却也有理有据。与他们交流感觉不到国别、文化和专业的隔阂，也没有历史和现实的界限，他们各自遵从的生命形式是极丰富的。从越战时期的东南亚之行到跨国旅行公司的发家史，从丝绸之路上出土织物的编织技法到维吾尔族的基因分析：那是我到剑桥后第一次体验跨学科讨论的乐趣，和基督学院里同学之间的家长里短自是迥然不同。
记忆中的一个个讨论片断清新活泼，有时大家也会观点冲突，但每个人首先努力听别人解释，了解对方的想法似乎比提出自我见解更为重要。正如这些人鉴赏艺术品一样，因为见多识广，他们可以脱离意识形态的条框，用生活、历史和经历说话。恰恰相反，在政治系里同学们却习惯用道德和价值预设开场，以不变应万变。...... 落笔之前回看剑桥的往事，一些插曲像是过眼云烟转瞬飘散，另一些却留下永不枯竭的回忆。那些我们曾热衷深谈的话题仍不断吸引我驻足停留，用心体会。过去和记忆不是空无，而是一切美好价值存在的唯一可能形式，承载着生活的分量。
最近时常想起Peter。剑桥城内有两家古董店，一家是David Theobald开在Fitzwilliam博物馆对面的，经营各国各时期的工艺品和小物件。另一家则专注收藏东方艺术品和Lithograph，位于政治系旧址对面，与Pembroke学院隔街相望。店主就是Peter Crabbe先生。
走进小店如同进入主人的客厅：正中是古朴的大圆桌和椅子，桌上总摆着书和文件。左手边狭窄楼梯通向阁楼，只容一人弯腰而上。楼梯墙壁上满挂着那些历经数百年的Lithograph，内容多是各学院风景和动植物绘画。房间不大，四周围都是书架，上面陈列琳琅满目的艺术品，码放着许多参考书籍和文物图册。60多岁的Peter平时就坐在里间的一张书桌后。每当朋友来访，我们则在外间围桌而坐，品尝Peter的特供红茶。
Peter是我在剑桥的好友。每周上下课路过他的店面，那里面常常是高朋满座，聚集着各领域的教授和学者。他们既是各科的专家，又拥有对艺术品和东方文化的共同爱好。
我和Peter由一件大雅斋瓷器熟识。绿松石底色的“永庆长春”碗缠绕着花鸟和葡萄枝，我一度认为那是店中最耀眼的艺术品。也许是Peter惊讶我能辨识他的收藏，我们的话一下多起来。他坦然跟我讲自己拿不准这件瓷器到底是晚清还是民国的，所以价格定得很保守。“果然是真品的话，那买主可要走大运了！”
我常问起Peter早年在香港的淘宝经历。他对无数次的上当一笑了之。那时还是文革后期，内地武斗严重，自称humanist的Peter向我感叹年轻人在政治动荡中付出生命的代价。“尤其是当我看到珠江上漂来的尸体，他们竟那么年轻，却为领袖和主义相互残杀。” 我们还聊起中国的变化。Peter从未去过大陆，但他隐约觉得中国的年轻一代抛弃了很多珍贵的传统价值，比如仁义、信用和礼法。而每当我因此感叹前途悲观时，他又提醒我要将视线放远：从20世纪上半叶的最低谷走到今天，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主旋律，特别是将离散的各地区、各民族重新凝聚在一起，这个向心力的形成是极其不易并值得珍惜的。
我们也说英国五十年来的变迁。“超前消费突飞猛进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小时候英国人没有现在这么超前。我们想买自行车，那就自己攒钱。当时很多蔬果都是自家种的，用的东西也是自己动手做。我家的苹果虽然样子难看，但味道和品质却比现在市面上的好很多。”“现在英国学生也不再热衷学习外语。中学里，世界史不再是必修。学生知道的仅仅是英国的一点事情，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误差越来越多。”
时间久了，Peter就请我加入他的朋友们在城郊“北京饭馆”的定期聚餐。参加者有来自数学、医学、历史、外语等系所的老师，饭桌上觥筹交错之间，大家对感兴趣的话题各抒己见。
这是一个包容的团体，在这里科学家不以科学为权威，其他学者也不奉主义为圭臬。一切都坦诚开放，幽默诙谐，虽是山南海北却也有理有据。与他们交流感觉不到国别、文化和专业的隔阂，也没有历史和现实的界限，他们各自遵从的生命形式是极丰富的。从越战时期的东南亚之行到跨国旅行公司的发家史，从丝绸之路上出土织物的编织技法到维吾尔族的基因分析：那是我到剑桥后第一次体验跨学科讨论的乐趣，和基督学院里同学之间的家长里短自是迥然不同。
记忆中的一个个讨论片断清新活泼，有时大家也会观点冲突，但每个人首先努力听别人解释，了解对方的想法似乎比提出自我见解更为重要。正如这些人鉴赏艺术品一样，因为见多识广，他们可以脱离意识形态的条框，用生活、历史和经历说话。恰恰相反，在政治系里同学们却习惯用道德和价值预设开场，以不变应万变。...... 落笔之前回看剑桥的往事，一些插曲像是过眼云烟转瞬飘散，另一些却留下永不枯竭的回忆。那些我们曾热衷深谈的话题仍不断吸引我驻足停留，用心体会。过去和记忆不是空无，而是一切美好价值存在的唯一可能形式，承载着生活的分量。
11月底回英国毕业，Peter亲自召集人马在老地方相聚。三天后的一个清晨，我到Pembroke 3号向他道别，启程回开罗。Peter嘱咐我不要忘记在剑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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