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解放了我们。
作为幸存者，我又被带进苏联的“自由集中营”。
回想起我短暂生命中遇到的那些人，无论来自德国、奥地利、克罗地亚，还是乌克兰、匈牙利或苏联，他们的行径大同小异。我甚至认为在纳粹德国发生的一切可以移植到世界任何角落，受害者可以是我，也可能是别人。但那时的我坚信，在任何历史布景中，种族屠杀都不是一个民族的必要选择。在特定政治制度下，良好的教育可以使人们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1948年移居以色列后，几十年来我一直专心营造自己的生活。“以史为鉴、牢记教训”——这样的事我很少去想。并非是对往事讳莫如深以压制内心的波澜：事实上我经常把自己的阅历和经验教训讲给四个孩子听。但我所讲的不过是些个人看法，比如我不愿关注艾希曼审判，强烈反对丹姆亚约克的刑罚，孩子们参观大屠杀纪念馆我决定不去陪同……也许我显得太另类，可这一切只是我的个人偏好。
近几个星期和年轻朋友们谈话，引发我很多新的思考。年轻人的思维与我格格不入：每当听到那些骇人听闻的消息，他们一上来就要怀疑，直到被现实当头一击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在他们眼中，一切组织、一切社会似乎都是铁板一块：以色列人恨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恨以色列人；他们厌恶以色列军的种种，也痛斥阿拉伯世界的一切。
在他们面前，沉重的人生阅历竟使我找到了一丝古怪的“优越感”。对我而言，眼下还有什么事能令我惊骇呢？！我曾目睹推土机把人活埋，看到暴徒扯去医院里老人脸上的氧气面罩，亲历军人扭断孩子们的手臂……往事屡见不鲜，至今历历在目。而另一方面，在我看来，并非所有以色列人都恨阿拉伯人，反之也是如此。事到如今，说起那些曾对我们施暴的人，我虽然难以宽恕其罪行，并仍然期待着将其绳之以法，但对他们的仇视和痛恨却早已消散。
于是我一直问自己，犹太民族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有许多不同于我的想法。难道真如一些人所说，我们生来具备暴虐倾向？我不敢苟同，更不相信暴虐的性格会与某个特定民族捆绑在一起。道理很简单：极端思想和不受约束的行为，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此外，充满极端思想的犹太人大多来自俄国、德国和波兰，而在北非和亚洲的犹太人中，这种情绪并不常见。
也有一些人以为，问题出在这群年轻人是“垮掉的一代”。他们深受政治经济的重压而缺乏安全感，甚至找不到自我存在的意义，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接受高等教育、找到体面工作、购得满意住房，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如此渺茫......但即便如此，我却无法统计犹太民族的年轻人有多少属于“垮掉的一代”。提出这一观点的人也难以证明上述现象在青年中普遍存在。
以色列敌视巴勒斯坦，问题绝不仅仅源于年轻一代的挫败感。最近我越发感到，更深层的因素要到历史记忆中去寻找。反复强调“以史为鉴”给犹太民族带来一种扭曲的内心焦虑。对大屠杀历史的诠释一次次告诉我们：犹太民族是最终的受害者，而整个世界似乎都站在我们的对立面。
二战后，在奥斯维辛的废墟上站起两大民族：日耳曼人说，我们不能再次造就如此惨痛的历史；犹太人说，不能让如此惨痛的历史再次强加到我们身上。两大民族获得的历史教训，前者应该得到肯定，后者则会导致灾难。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对任何文明而言都不可或缺。但历史不是、也不该成为决定社会未来与人们命运的主导力量。一次次挖掘犹太民族的悲剧，并据此排斥其他民族，这是用过去勾画未来，意味着邀请死去之人加入我们当前的政治生活。希特勒及其法西斯政权对这套招数易如反掌。他们这些惯用手段没能蒙蔽犹太人的耳目。
当已死去的人又积极投身当前的政策辩论时，民主决策就会受到挑战。美国总统杰斐逊曾说，建设民主与崇拜过去互不兼容。民主孕育国家的现代和未来，沉浸在回忆中或是陷入历史的悲情不能自拔，这是对民主的致命打击。
我想，倘若大屠杀的悲情没能深入犹太民族的千家万户，或许巴以问题的谈判不会如此坎坷，中东的和平进程也不会走入今天的死胡同。
以色列国不应成为人类未来的威胁。但问题在于一些人有计划地制造、强化大屠杀的受害者意识，使没有经过这一苦难、甚至生于和平年代的犹太人也感到身临其境。猛然间我不禁自问，祖国将一代一代的以色列儿童送进大屠杀纪念馆接受历史教育，最终将导致怎样的结果？我们要让那些尚且稚嫩的孩子们从这段历史中得到什么呢？政治家们面无表情、义正言辞地高喊“铭记！铭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然而这样做目的为何，他们从未作出过解释。
而孩子们又将如何看待这些历史记忆呢？那些血淋淋的恐怖影像直接向他们传递民族仇恨的理由，“铭记历史”的口号往往被参观者解读为“勿忘仇恨”的号召。
我问自己，是不是世界上所有民族都理应记住强加于我们的这段惨痛历史。显然这不是犹太人能回答的问题。包括日耳曼在内的每个民族都有权依照自己的标准作出决定：要记住、还是要忘记。
我们需要学会忘却。时至今日，以色列领导人最该下力气经营人民的生活和民族的未来，而不是借助一系列符号、仪式和教育活动，使整个民族在大屠杀的历史悲情中日夜沉沦。人们的生活终究要从“铭记历史”的重压下解放出来。
也许我言辞过于激烈、观点太过分明，但问题十分严重，绝非我脑海中转瞬即逝的胡思乱想。请允许我重复这一观点：一个民族不可能也不该忘记自己的历史，但大屠杀不应成为犹太民族记忆中永存的主轴。
后记
选译Elkana 1988年旧文。每周参加东欧记忆讨论会，一次波兰人问我，是不是Willy Brandt的惊人一跪反复被强调，并与日本对照，成了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我说这一历史瞬间已经跨越重洋，载入祖国初中生必学的一篇语文课文。
身为中国人谈忘却历史，是有点儿大逆不道。但我确实在想悲情的事。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史给民族心理打上无法磨灭的烙印。晚清时候“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不是过去旧的对外交往体系的崩溃，而是她刚刚踏进新的国际社会，一下子就被抛进了最底层。”然而解放60年后，政府、媒体、民众依然在反复塑造这一受害者情结，compete to be the victim。
清末，慈禧太后作为政治外交的决策中心给中国人留下很多历史回忆。其中两事争议很大，一是1900年她命清兵及义和团对洋人“大加挞伐”，二是辛丑条约决策时上谕“结与国之欢心”。在一定程度上，两件事中太后的仇外与媚外反射整个民族的心理缩影。在太后看来仇外和媚外最终还是要落到“仇”上。其实两种情绪是一回事。骄傲的民族情绪背后是不折不扣的悲情，自豪的阴影终究还是曾经的屈辱。
高中时接触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们，深感他们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社会的“歧视”和“不公”。我像他们那么大时，这些都是我字典里没有的词汇！但更让人铭记于心的是一个老师跟我讲，社会要帮助孩子们但不要过度关注他们，尤其是媒体。他们还小，最重要的是通过帮扶，让他们找到城里的归属感，忘记作为弱势群体的身份，变成和城里学生一样的普通人，变成促进社会和谐的一员。
每个人、民族、国家都是特殊的，但往往也需要忘记一些个体的东西，沉淀下普遍的内容，从而顺利走过“正常化”的过程。为了忘却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