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31

“我们为伊斯兰投票”
















** 议会选举已进行三分之二,伊斯兰党派取得压倒性胜利。民众为何选择伊斯兰势力?一个月来我得到不少回答。

第二轮选举过后,Alyaa喜悦地告诉我:“我们将迎来穆斯林兄弟会的时代。”

中东剧变不但唤醒了人们的政治诉求,也启发民众重新审视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在突尼斯和利比亚,人们寄望于伊斯兰党派。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更保守的萨拉菲派将取得人民议会压倒性多数,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并非所有人都乐见伊斯兰政党上台。议会选举刚刚开始,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组成的埃及联盟(Egyptian Bloc)就向伊斯兰党团发起攻击。他们指责穆兄会和萨拉菲派违反选举规定,在投票站旁进行宣传,并向穷人分发食物。有人公开表示,兄弟会的自由和正义党和萨拉菲派的光明党党员是一群被宗教操控的投机分子。对一些自由主义者而言,伊斯兰党派是比军队更可怕的敌人,后者不过贪恋权力,前者则将在民众的支持下有系统地剥夺公民自由。

绝大多数媒体为自由主义党派造势。在他们的眼中,伊斯兰政党赢得多数席位是个危险的信号,这标志着埃及的旅游、经济和金融将受宗教教义限制,更可怕的是,一年来的革命成果会随着伊斯兰势力上台而付诸东流。媒体向受众传递有关伊斯兰党派的消极信息:保守的光明党将在全国各地禁酒,要求外国游客遵守伊斯兰法,并炸毁包括狮身人面像在内的一切宗教偶像 …… 第一轮选举结束,萨拉菲派的光明党成为继兄弟会后得票最多的党团,恐惧情绪顿时充斥媒体报道的字里行间。许多专栏作家号召民众为埃及联盟投票,以扭转伊斯兰党派的优势,避免使埃及沦为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

伊斯兰团体及其支持者显然不会善罢甘休。面对共同的敌人,伊斯兰势力和自由主义者曾在年初联手,共同推翻了穆巴拉克的统治。但随着人们将目光逐渐转向国家重建,二者的理念和利益分歧越发明显。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以实现西方的自由民主为己任。伊斯兰党派则相信回归伊斯兰是解决问题的出路(Islam is the solution, الإسلام هو الحل)。在他们看来,埃及联盟受无神论者控制,背后则有科普特教会和西方政府支持。

结束腐败政治,实现自由、正义和平等是伊斯兰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每个穆斯林都努力投身的抗争(jihad)。一面是教义中描绘的理想政治模式,另一面是腐朽的世俗政权,目睹巨大的反差,一些支持伊斯兰党派的民众认为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背叛了国家和人民,并长期散播有关伊斯兰的错误信息。25岁的记者Shaimaa告诉我说:“许多埃及人认为左派在纳赛尔时代已占据优势,自由主义者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得到政府支持,现在该给伊斯兰党派一个机会、让它们上台了。”

埃及革命后,伊斯兰对政治的影响力显著提高。在持续进行的议会选举中,伊斯兰党派凭借宗教特色吸引了大量民众。绝大多数埃及选民追随宗教。他们为伊斯兰投票,将埃及联盟简单等同于“反对伊斯兰”或“反对宗教信仰”。在这样的背景下,世俗派和自由主义者处境不利。

一些伊斯兰势力的支持者认为,近年来埃及政治经济形势之所以恶化,是因为统治者背离了教义规定的执政理念,且人民没有虔诚地履行自身的宗教义务。要想使国家重新走上正轨必须回归传统和信仰。

在开罗市区的投票站al Malek al Saleh,我遇到的不少支持穆兄会的埃及人。当被问及为何如此,很多人的回答简单明了:“穆兄会成员忠于信仰,是虔诚的穆斯林。”在吉萨省的投票站,带着面纱的妇女排起长队,为保守的萨拉菲党团投票。一位中年妇女很坦然地说:“我选择光明党因为他们执行伊斯兰教法(Shariah)。”

与穆兄会不同,穆巴拉克政权对萨拉菲派采取容忍态度,但要求他们将活动限制在宗教范围内,不得介入政治。革命后,萨拉菲派组建了不少政党,进军政治舞台。其中光明党出乎各界预料,在前两轮选举中得到超过20%的选票。在埃及参政,政治的语言也是宗教的语言。萨拉菲派擅用宗教语言为自己宣传,它的支持者认为,光明党可以带领埃及走向独立、平等和正义,回归从前不受西方干涉的理想社会。

在我身边,几个埃及朋友热切欢迎穆兄会执政。Shaimaa虽然喜欢西方流行音乐,但对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倍加赞赏:“我的一些朋友是穆兄会成员,他们为人正直、彬彬有礼。…… 自由和正义党的主张是温和的,旅游业不会因他们上台而遭受损失。我喜欢西方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同时我希望自己的文化也能得到相应的尊重。外国游客到埃及来应该尊重我们的传统和习惯。在沙姆沙伊赫穿泳装没有什么,但有些西方人赤身裸体出现在红海海滩,这太过分了。”

Shaimaa向我展示投票后沾有墨水的手指:“这是民主的印记!”“我选了自由和正义党提名的候选人。但伊斯兰党派已取得压倒性优势,所以我在政党投票中为埃及联盟投了一票。人民议会中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她说。

说到媒体对伊斯兰势力崛起的关注,Shaimaa难以掩饰她的不满:“报纸和电视没有客观评价伊斯兰党派上台,它们故意散播恐慌情绪,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对那些关乎国家发展的大事却不闻不问。…… 自由和正义党由工程师、经济学家等技术专家领导,他们不是神职人员,他们对拯救经济、发展文教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作为埃及选民,我更希望从电视节目中了解各党派的施政纲领,而不是有关禁酒或是禁穿比基尼之类的花边新闻。”

21岁的Alyaa同意Shaimaa的观点:“我不想加入兄弟会或是像他们那样过严格的生活。但我支持他们的政策,希望他们获得政治权力。在穆巴拉克时代,穆兄会虽遭禁止,但它是组织最完备、最有实践经验的反对派。穆兄会成员信仰好,他们扶危济困,通过投身慈善事业履行自己的宗教义务。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民众的选择说明了一切。”

Alyaa还向我讲起她和穆兄会成员的接触:“几年前,班里一个男同学加入了兄弟会。我们很快就察觉到他的变化:他不再穿以前的衣服,开始蓄胡子,并努力避免和女同学接触。但有一天这个男生突然向我表达爱意。…… 尽管他是好人,可我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理由很简单,我不想在结婚后放弃工作和娱乐活动。”

Shaimaa和Alyaa欣然接受伊斯兰党派在选举中取得的优势。我周围的其他朋友却似乎更加谨慎。综合考虑各派的实力和政策之后,他们欢迎穆兄会进入政坛,也认可宪法将伊斯兰定为国教,但与此同时,他们希望伊斯兰政党上台不会动摇政教分离和民主国家的政治属性。

Ahmad是埃及官方中东通讯社的记者。早在议会选举前,他就对伊斯兰势力日益扩大的政治影响表示担忧:“温和的自由和正义党还说得过去,但萨拉菲派的崛起令我不安。光明党集团奉行极端保守的教义,并因此争取了很多穷人。但萨拉菲派推崇伊斯兰教法,这太局限了。我很难想象如果他们上台,我们的内政和外交将如何运转。…… 埃及不是沙特、伊朗,也不是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如果埃及成了政教合一的国家,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灾难。”

Abeer al Maghraby是四十多岁的女工程师。她的公司位于解放广场附近。“我对伊斯兰党派占据多数席位没有意见,毕竟这次选出来的只是临时议会。但我比较担心宗教思维会干涉政治判断。宗教活动应该在清真寺和教堂进行,而不是在政治舞台上,所以我选了埃及联盟。”

Khaled al Sakran是家住马阿迪的商人。他五十岁左右,是埃及的中产阶级。“我为埃及联盟投票,”他说,“因为我和它们的几个候选人熟识。但另一方面,我希望自由和正义党实现他们设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革命一年来我们还没看到任何积极成果。也许兄弟会能为国家建设带来突破。”

第一轮选举期间,我在投票站见到Hany和Waseem,他们是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Hany已七十多岁,Waseem则与我同龄。Hany告诉我尽管科普特教会号召大家为埃及联盟等自由派政党投票,他们还是选择了穆兄会的自由和正义党。“我为他们投票显然不是因为宗教。我认为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对国家发展有利。”

伊斯兰政党组织完备,且因其宗教属性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它们的党员长期活跃在商业、医疗和文教领域,积累下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保持廉洁的从业记录。穆巴拉克执政时,穆兄会和萨拉菲派在腐败的政治体制外经营福利事业,成为穷人维系生存的最后保障。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伊斯兰政党赢得极高的社会声望。然而民众选择它们的理由还不止这些。过去两个月中,我常听到这样的观点:只有伊斯兰势力上台才能结束埃及数十年的屈辱历史。

在伊斯兰党团的一次联合游行中,Ibrahim告诉我人们为什么给伊斯兰投票:“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对未来的恐惧中。我们担心革命后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一旦上台,会继续背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穆巴拉克时,大家信赖自由主义者,但事实证明我们被骗了。他们全力维护的只是特权阶层的利益,对百姓的疾苦却不闻不问。恰恰相反,只有伊斯兰党派才能解决分配问题。他们是信仰纯正的穆斯林,他们关注穷人,努力维护社会正义和平等分配。…… 另外就是外交。穆巴拉克政权中,自由主义者和世俗派得到西方政府的全力支持,埃及政府受美国控制,简直就是傀儡。我们给伊斯兰党派投票,因为只有它们敢于向美国和以色列说不。”

Ibrahim不属于任何伊斯兰政党。他有自己的农场和公司,不是穷苦大众之一员。但他的观点在埃及被很多人接受。我身边的不少大学生都对前政府的所作所为表示震惊和愤怒,对埃及日益下滑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深感焦虑。他们看到土耳其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逐渐上升,看到伊朗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埃及却必须靠向美国和海湾国家借债度日,并且在内外政策上受外界指使。强烈的屈辱感迫使他们寻求改变。

“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制造各种麻烦。他们破坏我们的文化和价值,扶植独裁者以换取在能源和外交上的支持。一年前美国还力挺穆巴拉克,现在又说支持埃及人民,要教会我们什么是自由和民主。”提到这些Shaimaa心情不快。

Alyaa和Abdullah则和我讲起今年二月的一段往事:“那时百万人聚在广场上敦促总统下台。我们正焦急等待着穆巴拉克的辞职讲话,希拉里却突然出现在屏幕中,告诉埃及人做这做那。我们莫名其妙,转而笑作一团。那种场面很古怪,也很滑稽。”Abdullah接着说:“如果你读了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行,你就会发现伊斯兰有自己的民主。埃及人有权决定他们想要的制度,外国不应干涉我们,这就是我对民主的理解。”

Abdullah的话并不令我吃惊。他是爱资哈尔大学的学生。这所大学不仅是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学府,也是穆兄会和萨拉菲运动的发源地。

“但你的想法令埃及的自由主义者和一些西方人疑虑重重,”我说,“比如美国的Fareed Zakaria和其他一些学者很早就提出,中东的独裁者一旦倒台,通过民主选举取得政权的一定是伊斯兰势力。他们担心伊斯兰党派带来的是缺乏自由和法治的民主,或者是神权统治下的民主。”

Abdullah对此却很坦然。“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他说,“尽管穆兄会的成员都是好人,但我不信赖它的领导层。这些人打着伊斯兰旗号,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私利。他们为实现个人野心有可能利用宗教压制人民,破坏自由和法治。但我相信如果伊斯兰在埃及行不通,人们会继续探索解决问题的其他方法。埃及人最终会找到正确的答案。 …… 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要民主、自由和法治,但不是美国强加给我们的政治模式。过去几十年,自由主义者凭借美国支持在埃及为所欲为,他们破坏经济秩序,窃取天然气资源以低价卖给以色列,还封锁加沙地带。这样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人曾冲进以色列大使馆打砸抢烧。一年之内,西奈半岛通往以色列的输气管道已遭十一次爆炸袭击。许多埃及年轻人告诉我,世界上没有以色列,只有被占领的巴勒斯坦。

我不禁对他们表示惋惜。一千多年来,伊斯兰教向穆斯林宣扬平等和宽容的可贵。然而现在,许多极端主义者不但践踏这些理念,还以此为自豪。

伊斯兰势力在埃及的崛起势不可挡。伊斯兰党团上台后也许会努力捍卫传统价值,修改1967年埃以和平协定,为地区局势带来不少变数。但也应看到积极的一面:即他们认可并主动融入到民主和法治的框架中,努力通过主流渠道参与政治、表达诉求。历史证明,禁止这些组织参政、或是强行将其解散只会把伊斯兰势力逼上暴力抗争的不归路。

更令人惋惜的是数百名示威者在十二月下旬与军警激战。议会选举尚未结束,他们就要求军事委员会下台,并企图占领解放广场旁议会和内阁。安全部队强硬回击,致使十余人死亡。绝大多数伊斯兰政党呼吁示威者和军队保持克制,避免武力冲突。但世俗派和自由主义者却指责伊斯兰势力背叛埃及革命。他们号召大众再次走上广场,利用民众压力使冲突升级,实现推翻军队统治的二次革命。

距离解放广场数百米外,埃及人为食物、工作愁眉不展。商贩生意破产,生活全无保障。市民愈发难以容忍持续恶化的经济和治安状况。激进的示威者雇佣穷人同军队战斗,招致民众的愤怒和声讨。几十年来,伊斯兰组织通过提供社会救济和公共服务赢得了民心。它们能敏锐把握公众诉求,懂得人民到底需要什么。这恰恰是自由派政党和青年运动的不足。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written in English for the Anthill (http://theanthill.org/).

2011/12/20

菜市场里的自由、交易和泪水

从12月16日开始,数百名示威者围攻解放广场附近的办公楼,他们拆卸围栏,企图点燃内阁和议会大厦。17日,尼罗河畔浓烟滚滚。示威者动用一切自制武器,焚烧了广场上历史悠久的埃及科学研究所。救火车开赴现场时遭示威者拦截,所内二十万册包括拿破仑时期在内的珍贵古籍被付之一炬。

面对既非和平、也非民主的暴行,埃及军队采取了强硬行动(军队行为是否超越了必要的界限尚需讨论)。军人的回应激怒了很多反对军政府统治的抗议者,而更多埃及公民则陷入对革命的痛苦反思,默默谴责暴徒破坏社会秩序和媒体的偏袒报道。

我想起今天在菜市场采访时,一位名叫Khaled al-Sakran的顾客的谈话:自由是有限度的。

“过去我们渴望自由,现在我们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Khaled滔滔不绝,“革命后最大的变化是人们的心态。现在埃及人胆子很大,对什么都无所畏惧。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有了更多自由,但另一方面社会秩序也因此受到严重破坏。自由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一个人的自由行为不应造成他人权利的损害。尽管我对未来比较乐观,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一月革命给埃及带来任何好处。”

我们谈话时,Khaled正在一家水果店采购。47岁的他是进出口公司的老板,属于埃及的高薪阶层。我觉得Khaled是旧秩序内的既得利益者,或许不希望见到国家剧烈的变革。参与革命的激进分子大部分是穷人。

Khaled把钱付给一个年轻人,他是水果店的伙计,31岁的Hany Ali。Hany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妻子是家庭主妇。全家五口人靠每天40埃镑(约42元人民币)的收入维持生计。Hany说,“革命一年来埃及一直走下坡路,我预计今后的生活还会更坏。店里水果价格不断上涨,苹果一公斤15埃镑,大部分埃及人都买不起。由于局势不稳,人们纷纷努力存钱以防不测,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少了。”

“前几天竟有人出价100埃镑雇我到解放广场与军队战斗,他们还答应给我毒品。现在埃及的政治真是丑恶至极。我参加议会选举,在选票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叉。”

Hany的水果店外是一个个沿街席地的菜摊。身着黑色长袍的女摊主Sabah Mahmoud年近五十,坐在半人多高的草筐之间,各色蔬菜码放得紧凑而齐整。Sabah介绍说,每月5号、10号大家领完工资,买菜的人还多一些,到了月底几乎是门可罗雀。

“抗议者受人雇佣,存心破坏社会秩序,我感到很遗憾。更令我伤心的是革命后埃及的情况很糟糕,国家形象受损,国际地位也下滑,现在没有人会觉得埃及是安全的国家。...... 我已经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并一直以为革命能带来好日子。我从未想到会等来这样的结果。”说着说着Sabah不禁滴下泪来。与我同行的Alyaa也红了眼圈。

这些是我走出家门、离开办公室没多远就会遇到的平凡的埃及人。解放广场的聚光灯下见不到他们的身影。

此时此刻,象征自由的媒体和评论家正把赞誉投向广场上的和平示威者,鼓励他们用暴行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2011/12/16

广场之外

解放广场 11月18日 © DT


















经历上月动荡,开罗市区又恢复了平静。在最混乱的十几天里,清早踏上晨雾弥漫的解放广场,晚上顶着夕阳和霞光走在河岸上。有时伴着枪声穿梭在人流中,有时和大家一起经受催泪气体洗礼,不知不觉竟也习惯了。

到月底28号,广场上忽然安静下来。人民议会开始投票。几十年来第一次不受操纵的选举,两天内首轮投票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大家都很振奋。但几天热闹过后,人潮便开始回落,到决胜轮结束时,投票率跌至百分之二十,和穆巴拉克在位时差不多。

初步结果预示伊斯兰党派将赢得近三分之二的议席,穆斯林兄弟会占百分之四十,更保守的萨拉菲派得到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席位。自由派联盟表现平平,尚顽强抵抗。

大选还在进行中,解放广场上抗议人群已搭起帐篷静坐,要求撤销投票结果,推翻军事委员会的统治,重新举行一场真正的民主选举。此刻,广场之外,我的埃及朋友们却仿佛忘记了示威的存在。

有些示威者说得对,一场选举不足以将埃及带入民主、自由的新阶段,也无法修补国内日益加剧的政治矛盾和每况愈下的经济危机。但有人进一步指责公众参加此次选举是拥护军人独裁,是背叛1.25革命成果,这令不少埃及人难以接受。示威者力图掀起推翻军事委员会的“二次革命”,附议者寥寥。

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月革命时,穆斯林和基督徒,世俗团体和宗教势力曾发出共同的声音,一致要求穆巴拉克下台。近一年后,许多人对层出不穷的抗议感到麻木,他们身心疲惫,不愿再去追随广场上二次革命的步伐。

“我不认为埃及还会发生像推翻穆巴拉克那样的革命”,Alyaa说,“年初的时候大家有共同的目标,现在埃及人利益分化,不同集团之间的隔阂也很明显。每个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好处。”

Alyaa是巴勒斯坦人,她在埃及出生,刚刚拿到艾因夏姆斯大学的本科学位。身为外国人,她更愿意作个旁观者密切关注时局的变化。即便如此,Alyaa毫不掩饰她对政治运动的厌烦:“解放广场上的斗争没完没了,民众的日子却过得一天不如一天。示威者一次次说要缩小贫富差距,结果又能怎样?!大多数沉默的埃及人依然为生计发愁。倒是一些激进的抗议者经常被请到电视台作访谈,并因此发家致富。…… 所以我并不在乎他们在广场上说什么做什么,我希望埃及回复到革命前的状态。”

“但也有不少年轻人告诉我他们在革命后获得了期盼已久政治权利和自由。”我说。

“这倒不假。1.25革命前警察经常粗暴干涉大家的生活。政府雇佣很多便衣警察潜伏在校园里和大街上,他们和一般年轻人没什么区别,如果我们说了总统或政府的坏话被他们发现,后果可就严重了。所以我们不敢在外面讨论政治。但也应该看到,任何事情都有两面,警察也是如此。现在警察不敢像原来那样张扬,人们对警察也无所谓惧,甚至开始为所欲为。我们有足够的言论自由,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社会安全担忧。我不敢一个人晚上出门。”

Alyaa的同学Shaimaa打断说:“埃及原来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无论你到那里去,都可以像在家里那样放心。现在情况很不好,年轻人遭绑架、妇女被骚扰在国内各地都是常事。”

Shaimaa曾在年初参加推翻总统的百万人集会,并在解放广场上住了好几个晚上。在首轮大选之前她对我说,“穆巴拉克确实该下台,我支持广场上的人,但那是二月的事。现在示威者在议会选举前又占领解放广场,我已经厌倦了类似的政治运动。他们表面上要军政府交权、和平过渡,实际是想制造混乱、推迟选举。那些带头的都是小党派的成员,他们的政党还没成立多久,资金、实力和知名度都远不如那些老牌党派。他们需要时间去筹资和宣传。所以这些人抗议下周开始的选举不公正,要求军政府先下台再举行大选,这也不足为怪。”

从11月19日开始,接连数天百万人在广场聚集,要求军事委员会下台。然而,每当我穿行在人群中时,满眼所见却和新闻报道中的情景很不相同。五十米外的Mohamed Mahmoud大街上,示威群众正和警察激战,三十多人死亡,一千余人受伤。而此时此刻,解放广场却像傍晚的集市,人们下班下学后涌向这里,或是闲聊或是凑热闹,享受夕阳下闲散的时光。

埃及人懂得如何打发时间。不远处还在战斗,这边却是一派生活气息。亲朋好友聚在广场上的小摊旁,喝咖啡喝茶磕瓜子;妇女抱着几岁大的孩子看热闹;男女朋友摆姿势照相;孩子们在浓烟和人群中吆喝,卖纸巾和口罩,举着一大簇糖果,很远就见到粉红的一片。百万人集会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是示威者。

“解放广场在革命后成了某种象征”,Alyaa说,“年轻人喜欢在这里拍照,然后展示给其他人看。他们觉得这是既时尚又自豪的事。”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在看热闹。不少埃及人痛斥军事委员会把持政局,恨不得立刻把军人赶下台。但这些年轻人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对革命充满热情。与之相反,我常常感到他们的无奈和漠然。

二十出头的Abdullah在爱资哈尔大学作鸟类研究。他常常往返于开罗与西奈半岛的自然保护区之间。大选中的一天傍晚,我们坐在广场上闲谈。夜幕降临,眼前密密麻麻都是示威者搭建的帐篷。他愤愤不平地告诉我军事委员会没有合法性,委员会主席Tantawi和内阁总理Ganzuri长期和穆巴拉克勾结,都是革命后的残余势力。

然而说到抗议示威,Abdullah却兴趣不大:“他们是将军,我是个学生。我羡慕那些在广场上战斗的人,但如果要我选择,我还是更愿意待在保护区做考察研究。”

在示威者和军警冲突刚刚开始时,我曾问三十多岁的Islam,谁会最终胜利:军队还是人民?“显然是军队”,他毫不犹豫地答道,“他们有武器,有权力。群众手里什么也没有。历史上有不少类似的事例,我不认为埃及人能突破权力的规律。”

十一月的大规模示威加深了民众对政治走向的分歧,解放广场正从一些埃及人的视野中远去。

Ahmad和我同龄,是埃及官方中东通讯社的记者。他每天与广场上的示威者打成一片,却常常对他们的言辞感到不满:“特别是那些自称代表埃及人民的人,要知道,即便年初广场上有百万人聚集时,他们也不过是埃及人口的八十五分之一。这些人有权表达自己的声音,但他们不是人民的代表。”

让Shaimaa感到困扰的是媒体对示威者的过分关注。“国内外媒体都将焦点投向解放广场,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埃及人一直沉默不言。没有记者愿意听广大民众的呼声,他们的立场有时和广场上的示威者截然不同。”

我佩服Ahmad和Shaimaa敏锐的政治嗅觉。一周之后,开罗数万民众打破了一年来的沉默。他们在离解放广场不远的阿巴西亚广场聚集,声援军事委员会,要求稳定秩序、恢复治安、重振经济。“我们向解放广场的革命精神致敬,但埃及不应成为广场上激进分子操控的政治试验场。”

第二天媒体报道说,解放广场的口号压倒了阿巴西亚的声音。

广场之外,我们的生活依旧。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written in English for the Anthill (http://theanthill.org/).

2011/12/10

革命的语言 The Art of Revolution

开罗地铁 الشهداء





Matruh 10月2日 © DT 
Matruh 10月2日 © DT 

















尼罗河畔










遇游行队伍,车行不前。解放广场 10月6日 © DT 









口号 解放广场 10月6日 © DT











远去 解放广场 10月6日 © DT











小吃 解放广场 10月6日 © DT













重绘历史 军事博物馆 10月22日 © DT













Graffiti Exhibition: Style, History and Experience, Zamalek 11月5日 © DT










Graffiti Exhibition, Zamalek 11月5日 © DT










Graffiti Exhibition, Zamalek 11月5日 © DT










Graffiti Exhibition, Zamalek 11月5日 © DT










Graffiti Exhibition, Zamalek 11月5日 © DT













解放广场的晚霞 11月14日 © DT
解放广场的记者 11月18日 © DT











脸谱 解放广场 11月18日 © DT











沉默 11月18日 Kasr Al Nil Bridge 11月18日 © DT
凭吊烈士 解放广场 11月18日 © DT










叙利亚反对派 阿盟总部 11月18日 © DT












燃烧的军车 11月19日 © DT












昨夜硝烟 11月20日 © DT












烈士:投票站的宣传栏 Al Malek Al Saleh 12月5日 © DT










最高军事委员会下台 阿盟总部 12月5日 © DT

2011/11/25

到解放广场去

















接连几天,解放广场上一直惊心动魄。每天穿行于此,只是跟不上历史的脚步。我不知道八千万埃及人是否也像广场的示威者那样,奋力赶跑埃及变革的进程。

穆巴拉克二月下台后,埃及内政外交由最高军事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 SCAF)接管。在军队、临时政府、各派政党和街头运动的交错影响下,政治变局扑朔迷离。人民通过革命破坏了旧秩序,能否继续凭借革命的方式和心态重建新秩序?在这十个月中,许多人不懈探索,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重建国家的三件大事是制宪、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军事委员会曾在三月初修订穆巴拉克时期的宪法,从制度上限制总统权力、开放党禁、鼓励选举竞争。然而修正草案一经宣布便招致民众不满。人们反对小修小补,要求重新制宪,彻底抹去旧秩序的阴影。

为顺应厘定新法的要求,军事委员会又于十一月初公布制宪原则二十条,并着即按党派、界别配比组成制宪委员会。“二十条”旨在框定埃及的内政外交原则,保障公民的各项自由。它规定埃及具有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双重属性,是政教分离的公民国家(civil state);伊斯兰教法是国内立法的唯一依据,但政府禁止任何团体以宗教为组织原则参与政治活动。

Civil state的模糊概念和政教分离等规定遭到国内伊斯兰势力的抵制。穆斯林兄弟会和萨拉菲派政党(Salafi)遂定于11月18日(周五)在广场和平示威,要求推行民主和伊斯兰准则。

“二十条”还赋予军队在财政、军务上不受议会监督的特权,引发自由派政党和青年运动的强烈反感。加之穆巴拉克下台后,军队接管政务十个月来不见起色,迟迟未将国家权力移交民选政府,一些群众认为最高军事委员会篡夺了一月革命的成果。二次革命的呼声不绝于耳。

周五伊斯兰党派的抗议是完全和平的。我也随着男女老少一起坐在路边,一面谈笑一面望着游行队伍。傍晚,军事委员会迫于压力取消了“二十条”中的军队特权,将国家定位由civil state改为democratic state。大游行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次日清晨浓雾,远远看见一两百人站在广场上,中心环岛搭起帐篷,想是一月革命的遇难者家属坚持静坐,寻求政府赔偿。上午只得消息称,警察驱散了一些静坐家属,未见冲突。等到午饭过后,便见电视转播画面里,广场旁边的美国大学门口十余名青年正在打砸行进中的警车,一部分人向警员投掷石块引发暴力冲突。这十余人灰头土脸,穿着打扮不像街头常见的年轻人,也和昨日广场上的示威者有很大差别。

一小时后,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通向内政部的Mohamed Mahmoud大街上,一边是警察手持盾牌组成的人墙,一边是示威者投掷石块,密集如雨下。催泪瓦斯拖着白色尾巴在空中飞窜,落到地上,引得人群四散。我和Aliaa在电视前,都觉得这是捣乱分子制造事端,挑拨军队和民众关系,企图阻止28日人民议会第一轮选举如期举行。Aliaa说这群人很可能受雇于穆巴拉克的残余势力,目的是破坏国家秩序,增加人们的不安全感。

待到下班时,人流涌向广场,示威者声势大振,点燃砸毁的车辆。广场上黑烟四起,燃烧弹频繁划过天空,四下满是吵嚷,伴着沉闷而密集的枪声。伤员满脸鲜血,人群簇拥下架上救护车。街边被催泪弹击中的年轻人,痛苦地瞪大眼睛,喘息异常艰难,努力张开嘴却发不出一丝声响......

晚上睡前又看新闻,冲突升级,广场人数已达数万。

20日晨依旧多雾,解放广场如硝烟弥漫。走下地铁,瓦斯弥散在地下空气里,大口呼吸,流着眼泪。中午接到卫生部数据,示威者一人昨夜中弹身亡,九百多人受伤。警察方面也有数百人伤势严重。

示威者说,革命后的警察还是一样暴虐,是反革命的叛徒。广场上高呼要求临时政府总理谢拉夫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坦塔维下台,并立即成立民选政府主持国家事务。谢拉夫讲话回应,相信埃及人民的智慧和分辨能力,强调广场上的数万人不能代表八千万人的民意。双方僵持不下。

临近议会选举,大家的关注焦点却又一次集中到解放广场。下班时,Aliaa忧虑地问我,谢拉夫会辞职么?

当晚谢拉夫内阁集体请辞。

接连两天,三十多人遇难,近两千人受伤。广场上的示威者跟我讲军队恋权暴政,周围的朋友向我谴责示威者的别有用心。短短数天内,埃及国内势力加快重组,人们对革命的态度也产生分歧。在激进派奋力挽救革命成果的同时,另一些人开始质疑新一轮革命的意义:军队下台后还有谁能领导国家?国民经济能否持续承受政局动荡?民主和稳定孰轻孰重?

21日清早,我告诉Shaimaa自己越发看不懂埃及的革命:议会选举只一个星期就将全面铺开,人们要求权力早日过渡无可厚非,但真等不得这七天么?她笑着说,这些人的口号信不得。他们是革命后新组建的小党派成员,无法和兄弟会(自由和公正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华夫脱(Wafd Party)、萨拉菲等政治势力抗衡,只有靠拖延时日,才能进一步筹资、宣传、投身选战。之所以在广场上闹,一是壮大声势,二是制造混乱推迟选举。

Shaimaa也许是对的。穆斯林兄弟会曾在20日声明,不参加当前的示威活动,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他们表示,一方面,周五游行后警察不该强令静坐者离开广场,但另一方面,对示威者而言,选举临近,国内稳定和安全极其关键,此时走上广场不合时宜。声明一出,便有人在广场上打出反对兄弟会的标语,一些自由与公正党党员试图进入广场也遭到拒绝。

Shaimaa说出了埃及政治众多面相中的一个。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前解放广场上境内外集团错综复杂的利益争夺:来自叙利亚等其他中东国家的反对派借助埃及革命为自己造势,广场一度变成各国各方角逐竞技的舞台;此外,有目击者21日表示,亲见三十余埃及人以美国大学楼顶为据点,同时向示威者和军警开枪,蓄意挑起矛盾;另据警方通报,近日已抓获非法走私枪支弹药的德国、奥地利狙击手两人,拘禁向军警投掷燃烧弹的美国人三名。

写到这里我不知该如何收笔。

我像许多埃及人一样,难料革命将把我们的命运引向何方。

2011/11/02

革命的微博


上月看《解放广场的微博》(Tweets from Tahrir),仿佛被带回到年初跌宕起伏的革命声浪中。这小书是一部微博汇编,有选择地记录了从突尼斯革命成功(1月14日)到埃及总统下台后(2月12日)每天发生在解放广场悲喜交加的点滴。当昨天的一切瞬间变为历史,回看当时的场景,很多中国人觉得埃及前途惨淡、甚至革命本身幼稚可笑。我想说几句乐观的话。

这并非一场网络革命。一系列问题从06年起逐步激化直至年初。社交网站作为媒介和催化剂,连同智能手机和其他网络工具使历史的脚步突然加快。短短一个月里,民众占领解放广场,占领周围一个个街区,直至大开罗,直至整个国家。当积蓄几十年的政治压力突然爆发,大家惊讶地发现自己原可以做很多事情:没有领袖,没有政府,从医院、社区到整个城市和国家,在民众手中依旧运转。

11日晚总统下台,举国欢腾,相拥而庆。狂喜之余,也不知所措。许多人说从未这样真切地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数十年的压抑一朝得雪,刺激与成就交织在一起,令人难以名状。男女老少来自各行各业,革命前他们无心政治,但当自己的生活已坏到极点,任何破坏与变革都意味着创造和希望时,又有什么理由不去试试这最后的出路呢?原出于人之常情。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基于类似的身份认同,大家拥有共同的名字:埃及公民,所从事的职业就是革命。



也许受中国历史的影响,年初我对埃及的前途一直很悲观,觉得革命无非如此,不过皇帝轮流坐。中国过去很多主义和运动,最终都变成人斗人、人吃人的悲剧,早与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最近走在解放广场上,我却感到上面的情形似乎并不适用这里。尽管埃及经历短暂动荡(至今还处于军政府过渡期),尽管人们暴力地破坏了旧秩序,但在此过程中,大家共同的愿望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基督徒和穆斯林、穷人与富人、世俗的和宗教的,温和派与极端派,许多看似对立的势力带着种种不满走向广场,但所有人都怀揣共同的信念。他们的期盼是真诚的。我时常想,如果年初中东北非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我们会不会经历一场挟私泄愤的社会矛盾总爆发?其残酷血腥恐怕非常人可以预料。

在这个看似松散的国家里,人们却分享着内心深处的秩序。即使在一二月之交那段最为动荡的时期也是如此:每到周五晌礼,百万示威者在解放广场整齐地向东方跪拜,悼念死者,表达愤懑;总统下台后,人们自发组织起来,重新走上广场,戴着手套,拿着口袋,刷洗地面,捡拾垃圾;同样是年轻人,在街上竖起标语,号召大家开始工作以重建国家……

我并不想掩盖革命后埃及暗流涌动的政治现实,但许多细节确实给初来乍到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穿越一切界限的共同体(ummah)归属。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形容,也许较贴切的比喻就是穆斯林兄弟会的brotherhood一词。总之,我一直在寻找这种情感的解释。

伊斯兰教自公元7世纪创立之始就一直与政治紧密相连。它是一种信仰,是信徒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方式,更是一种生活的总方法(a total way of life)。在这个理想的共同体中,正义、平等、和平与团结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全世界穆斯林永恒的追求。然而自始至终与之相伴的另一条主线则是在宗教世界以外,人们在现实政治中的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悬殊。伊斯兰历史上,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一直存在,不断催生穆斯林的变革意识和反抗精神。从过去看到现在,如今发生在中东北非的革命似乎不足为奇。这场运动恐怕不是西方所说的“觉醒” (awakening);在这个横跨亚非的广袤世界里,它更像是民众对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的接续。

伊斯兰蕴含很多理性的生活方法。就像埃及1.25革命所展现的,穆斯林提倡忍让精神,但又对自己的追求充满自信。面对世俗世界里数十年的不公正、不平等,他们可以长期在理想的精神家园中寻求解脱。然而矛盾一旦爆发,人们一旦为实现真主的意志走上抗争之路(jihad),他们就以坚定的信念贯彻真理,自信胜利终会到来。在穆斯林世界里,一个充满正义与平等、人与人和睦相处的社会将因真主的庇护而繁荣永续,在这种精神指引下,革命成为一种宗教的使命和召唤。美欧的民主思想和自由理念确实激发了抗议者的士气,但另一方面,不该忽略伊斯兰这套“社会总则”本身对革命的强大推动力。

阿拉伯“觉醒”一词将西方摆上了政治启蒙者的道义制高点。然而西方政治学中,民主、专制、政教合一(democracy, autocracy, theocracy)等分类似乎并不能涵盖世界政治的全部。政教两分(church and state)的分析方法很难勾画伊斯兰社会的轮廓;民主精神与伊斯兰也并非水火不容。在后者中,咨询制(shurah)与协商制(ijmah)是维持理想共同体(ummah)运转的两项重要原则。但西方民主最终发展出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而伊斯兰世界则强调国家的合法性来自真主。

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近现代交往中,许多穆斯林曾努力将西方政体嫁接本国社会,试图在其间做出和中国晚清知识分子相似的“体用”划分。他们提倡以伊斯兰为体,西方学术为用,但障碍重重:一方面美欧在中东推行双重标准,西方理念在当地难以自圆其说;与此同时,民主政治意味着伊斯兰政党有权上台执政,而这样的结果又将与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理念背道而驰……同样的概念很难在不同文明中得到相同的贯彻。这些挫折使部分知识精英转入保守。他们将改革失败和西方殖民解释为国内政治背离教义因而受到上帝的惩罚。

伊斯兰是与时俱进、富于创造的宗教。如何构建具备伊斯兰精神的现代国家,理清政治与宗教、民族与宗教、民主与宗教的关系,同样的问题自始至终常说常新。随着政治变革的铺开,也许更多类似的小书将给这个古老却又亟待解决的题目带来开创性的启示。


2011/10/24

从远东到近东

9月以来消沉很多。零碎汹涌的观感不时浮现,只是不能记述。文字有时是世上最无用的东西,写不出许多刹那间的秘境。

世界真是太大了。一年前我脑海中还只有远东和美欧,万没想到伊斯兰的深奥博大竟令我这局外人由衷敬服。

起初是4月在耶路撒冷。独自爬到橄榄山上,四周深阔无际,只有层山遍野的犹太墓碑整齐罗列。正午时分,脚下古城里大大小小的宣礼塔内悠扬缓慢的诵经声传上山来。那一刻的庄严胜境是我在其他地方所万尝不及的!虽然只是无限时空中的一刹那,然而无限时空中又哪里容易得这片刻的归心低首!

待到开罗,最放松的是在午后黄昏的咖啡馆。河岸小店里读伊斯兰历史到入迷处,不知不觉斜阳的金光从尼罗河面一直爬到桌椅上。眼前一片金海。礼拜声徐徐传来,历史与现实的间隔也变得模糊,那景象真是仪态万千。周围看上去虽是松散无章,可我时常感到一种神秘伟大的力量使人们的内心深处平静从容、秩序井然。

还有一次是10月初去地中海沿岸的Mersa Matruh。车在荒漠中行进,陡峭的悬崖夹着只几十米长的“奇迹海滩”(Agiba)。海水蓝极淡极,一层层一色色荡漾开外,浪花载着人们的欢声和静默决然北去。靠着层岩远望,当地游客坐在身边,许多话不知从哪里说起。只记得他们微笑着说 It's a gift from Allah,一路上令我想了很久,万物都好像笼罩在寂寞里。

已近深夜,相隔千里的三段故事突然浮现脑际,顺手记下。

我就是这样从北京一步步到了开罗。


2011/09/19

狂人日记

晚上看戏,《狂人日记》。鲁迅原著、孟京辉改编。不少情节没看懂,总体感觉演了两个故事,一是讲虚伪的仁义道德背后,争生存、相残杀、人吃人的斗争哲学;二是说“我”(即狂人)的心理病症爆发:不断妄想将被迫害,直至癫狂。

初一时第一次读《狂人》。当时我和Max都爱看小说聊小说,什么三重门模仿围城,动物庄园预示历史循环等等,总说不完。读了《狂人》被深深震撼,赵家的狗看我两眼、满本写吃人二字、救救孩子,迅速成了我们的新谈资。我知道鲁迅在批判疯狂、病态的中国社会,但从未想过狂人本身也是个疯狂与病态的原型。

《狂人》话剧演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会儿告诉你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一会儿又让人觉得一切不过是妄想症患者的脑海中的幻象。而后者更加凸显个人在特定时空下“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恐惧和痛苦。自然界中人是直立行走、顶天立地的动物,而在人类社会,不要说顶天立地,就是无愧于心地苟活也不容易。顺乎于心、过明白日子当然好,但真走到“独醒”时刻,感染形形色色的被迫害心理,那时的人倒宁愿自己过得糊涂些,看世界再模糊点。

狂人在病中是清醒的批判家,然一旦痊愈,是不是也要“从来如此”、吃起人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抨击、批判过后没有答案,《狂人》埋下人类永恒的疑问。

2011/09/05

勐海

希望有一天可以从世界抽身,找一个安静地方,像勐海,或是迪庆,一直住下去。

在北京忙碌的日子里我常常想着此时此刻山外山、海外海的西南正发生着什么。夜幕降临的布朗山中,绿海深处万籁俱寂,绿色慢慢变灰,竹楼边腾起炊烟。

在香格里拉,藏民们会聚在一起跳舞么?懒得记账的老板娘是不是依旧烤着她的点心,和客人畅所欲言?街上的狗还等着吃烧烤么?

半个月什么都不想的生活,闭上眼,记忆还留在7月31日的伦敦。开往剑桥的最后一班火车,包厢里静得让人窒息。我向X-7告别,午夜庭院的青石板上,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St. John's College © DT

2011/06/07

夜游

这次在北京最难忘的是夜游颐和园。

晚上我和Max在牌楼下约见,从东宫门外的侧门进去,里面曾是晚清“禁园外交”的附属机构,几进院落供入园觐见的使臣驻足休息。吃过晚饭,在住所略坐,早有人打灯开了园门。穿过走廊进仁寿殿东北夹道的小门,就是帝后临朝和起居的殿堂。我们关上手电,在玉澜堂西跨道里漫步,月光透过什锦窗散照进来,窗外湖水映着月色,都没在紫光雾霭中,天山共寂,四周除了脚步,只听得湖波在夜风下翻腾,拍打石岸汩汩作响。

打着手电从后院上山,园里夜间还在给草木浇水,一路上都是春夜泥土的清香。绕过景福阁下到后山后湖,万壑松风扑面而来。山北保留不少火烧后的断壁残垣,颓废剥落林立其间。深山万静,寂寞已极,只听殿堂屋檐的铜铃伴着晚风,点亮深黑无际的夜空。

我们原打算从四大部洲走台阶到山顶,不料寺庙正在修缮,只好绕道而上,直达智慧海。然后便沿山脊向西前行。匆匆跑到树木稀疏处向下眺望,眼底水天沉寂,连绵不断,园外斑斓的灯火一线,横贯其间。到了山脚走下码头石阶,置身湖面,三面环水,眼前竟是银海一般闪烁。对岸几点灯火映着石舫的彩色玻璃,湖中的岛屿和孔桥时近时远,飘忽在灿然的月光里。


后来我们沿长廊往回走,不时停下辨认廊上的匾额和壁画。一边是空荡的宫殿和丛柏,一边是月影依稀的湖光。林影沉荫,沙沙作响,那些三国水浒、忠孝节义竟也凝然黯然,如有所戚。出了邀月门,忽然听到岸边两个巡夜的园工在船上讲话。我俩懒得解释,又想寻求刺激,于是都蹲下身,不吱一声,从墙角慢慢移动到灯杆下。最后索性坐到地上,藏在栏板背后。

他们渐渐远去,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我靠着码头前的栏杆,不经意的抬头仰望,微明的北斗七星竟和探海灯杆的横梁合成一线,造化人工无声相映。

只是那一刻天地何其大,我们又多么小……


2011/04/10

在耶路撒冷

在以色列的那些天,我们每天置身明媚的春光,内心却充满挣扎。

耶路撒冷的雅法大街一头连着我们,一头连着古城。连续几个下午,我厌倦外交官和议员们嘈杂的轮番轰炸,独自到城里享受久违的日光。
领略圣城不是易事。从此时此刻上溯到数千年前,无数人怀揣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来到这里,用血肉之躯遍挨遍尝。我在耶路撒冷只短短四天,古城去了不下六次,通常是穿梭于城中的街巷庙宇,或是到地下挖掘现场看历代的城池残迹;在奥斯曼的古城墙上,从雅法门走到阿克萨清真寺,俯瞰亚美尼亚和犹太区的居民、游客穿越脚下;还有一次爬上城外的锡安山和橄榄山,时值中午,遍山的犹太墓地万籁俱寂,只听得城内大小清真寺悠扬的诵经声回旋入耳。

在耶路撒冷的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在新城山上的大屠杀纪念馆,在死海之滨的马萨达城堡,以色列的每处名胜都向人传递着相同的信息:犹太民族自古至今受尽侵略、压迫和非人的待遇,但他们不畏强权,坚忍不拔,终于在这片土地上复国,保留下民族与宗教的基因。

这是一个高度情绪化的犹太民族主导的国家:许多天以后,我依然忘不了马萨达博物馆里沉重的最后一幕,漆黑的走廊里只我一人,旁边十一盏聚光灯依次排列,展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组考古发现:每个铭牌上都刻着抗击罗马统治的犹太烈士姓名,这十一位民族英雄在起义失败后自杀殉国,成就一段无力回天可歌可泣的历史。

走出展室,管理员问我观感,问我为什么有反抗和战争。我们都沉默。就像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信仰而舍生取义,战争看似是利益关系,其实是哲学问题。

在绿树丛中的Yad Vashem,走出纪念馆,人们神悚目夺,面对远方日光下静谧的森林和整齐的房屋,相拥而立,泣不成声。人有时愿意在卑怯的过去中过活,因为那里映射此刻存在的意义、价值和希望。

然而在这个草木皆兵的地方,我看不到希望。

入夜,我在雅法门外的广场上与白天认识的两个阿拉伯学生不期而遇。Ahmed和Diab的父母在古城的阿拉伯区开商店和旅馆,他们随游客学了简单的英文。他们喜欢照相,喜欢街上奔跑的名车,用手机录下跑车提速时引擎的轰鸣,然后兴奋地给我听。他们珍视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幸福地展示手机里一起烧烤的照片。他们问我如何写先知穆罕默德的中文名,告诉我先知是伟大的,他为帮助别人能做出我们做不到的牺牲。他们说圣城原来是属于穆斯林的,那时进入各个城门,大家都恭敬地沐浴脱鞋,可现在却物是人非。他们说我们并不恨犹太人,可他们恨我们。他们说大多数犹太人并不坏,但难保有些人居心叵测……

我们在石凳上说了很久。旁边的几个犹太正教徒不时更换座位,监督我们的谈话。几天后,此行的其他同学也因在耶路撒冷阿拉伯区接受了宣传伊斯兰教义的小册子而在边防被盘问、彻查。待到我们进驻巴勒斯坦,看到犹太定居者的暴虐和跋扈,我的朋友们早已怒火中烧。

也许是反应迟钝,我难以形容那时的心情:没有怨恨,也说不上愤怒,只是绝望,为阿拉伯人、也为犹太人绝望。受害人心理是既定的历史,也是自我强化的历史,沉浸其中久而久之,一朝得势后往往要主动寻找敌人,建构敌人,时刻准备先发制人。一战二战和冷战,每当重大历史事件告一段落,个人、民族和国家都争先恐后地充当受害者,在旧秩序中受害意味着得到新秩序的矫枉和补偿!

然而许多欧洲人却不喜欢这样的矫枉。德国人或许例外,他们背负二战的包袱,对此讳莫如深,虽还清了赔款,可还是将德以关系置于愧疚的历史底色下。招待会上的每一位德国使馆馆员都是统一口径,我朝夕相处的德国同学也选择了沉默。(当然,提起以色列政府对国民的政治教育和宣传,他们还是会摇头说不。和大屠杀一样,类似第三帝国和苏联历史上的“宣传”同样牵动德人的政治神经。)

二战灭犹的头号帮凶,荷兰的对以政策和德国有些差异。一位以色列官员与我的荷兰同学S初次见面,二人寒暄后便展开微妙交锋:

——“你们的外交政策是反犹的。”

——“不,我们只是支持巴勒斯坦。”

第一回合随即结束。然而几天之后,当S当面质疑Yad Vashem展览只反思犹太一个民族的受害历史,进而建议应推广到对所有屠杀行径的反思时,却遭到主讲人的有力回绝。答复很简单:我们认为单独祭奠犹太民族受害者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每天都遇到类似这样的犹太人,有学生、学者,也有官员。每见到一个,S都要私下表示自己的坐立不安和忿忿不平。一次发言人讲到在以色列国内,阿拉伯人的政治权利可以得到保证,但生活中不平等总是存在,还类比非洲裔美国人同样受到隐性歧视。会后,S与另一同学对我板着脸说,这完全是偏见!S更是嘲讽道,在美国奥巴马能当总统,我倒要看什么时候以色列能选穆斯林当总理……她还生着气,我倒被逗乐了。

Ahmed在耶路撒冷,背后是哭墙和Dome of the Rock
四日之后,我们到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首府拉姆安拉。S和我带着错误百出的地图,跌跌撞撞地搭车问路,不知所向地游了Stars and Bucks、阿拉法特墓地、旧城和世界公园。我们见了总理、市长和法塔赫的谈判代表,谈话中他们传递自己的坚定和忠诚,表示对巴勒斯坦未来的乐观和信心。

在巴勒斯坦,我们没过一道安检。

S欢快地笑着下山,夕阳照在脸上,她说和以色列相比,这里的人和物,一切都是光明的。

4月6日晨 迪拜


2011/04/01

泡中人

飞机跨越地中海落在特拉维夫。两天里时空错位:夜幕笼罩的北京、日光中的西西里、灯塔下的高尔重叠交织,只是少了预想中刀光剑影的以色列。

在小饭馆吃饭,军人走来,冲锋枪架在身后。在德国使馆、欧盟使团,在邮局,在麦当劳,安检无处不在,里外层层设防。在这个导弹越顶、暗流涌动的以色列重镇,人们的生活却欢快而惬意:工作一天后到海滩游泳、阅读;夕阳西下沿地中海跑步、骑车,主人和爱犬沐浴着紫红的光影;夜色里,酒吧畅谈、聚会狂欢,漫步Jaffa古城小巷,微醺的面庞伴着氤氲的黄光,且看眼前璀璨的不夜之城。

招待会后,贴着月下的海岸走上古阿拉伯城堡。1909年特拉维夫建城,新港取代旧港,待到两城合并,古城变为艺术家的聚居地。商店和画廊排列小巷两侧,人们结伴而行,野猫三五成群,共同漫步其中。活蹦乱跳的小黑猫在古剧场和城墙边行走,带我去教堂和首饰店,最终走进死胡同,消失在夜色里。喷泉边的长椅上,露宿广场的青年刚刚铺好被褥,瞧群猫走来便蹲下去喂食。…… 这些天不少见闻,却都不是想象中的以色列。

晚上和Haaretz总编谈话。一杯酒后,她点起烟,欢快地说起特拉维夫的美妙:辞去伦敦的工作回到自己的家乡,这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孤城。在中东最璀璨的泡泡里,人们厌恶政治与危机,只求享受片刻的宁静与欢愉。政治视角有时是枯燥贫乏局限的,生活原有许多不同的色彩。

Tel Aviv © DT

2011/02/13

北非更新

昨天熬夜等半岛里总统下台的消息。领袖倒下去,且看大家如何收场。轰轰烈烈之后又能得到什么呢。我没有答案,全是问题。

民主、独裁是不着边际的符号。也许四年前我会热心研究它们的本源和演变,而现在却只有玩世不恭和冷嘲热讽。和平过渡还是流血冲突,说到底不过一桩桩政治交易罢了。人与人的利益交换从来便是这样,又何必假以民主自由的虚名。

虽然符号和主义靠不住,可谁又能否认它们积蓄了巨大的改造世界的潜力,至少消除人们的无能感,为大家指明一个虚幻的终极目标。

全世界“失去的一代”是否从北非事端里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年轻人占人口比重很大。他们组织参与声势浩大的运动,“青年的力量”一下成了焦点。年轻人为着价值和理念而行动?还是出于赤裸裸的利益驱使?民众大规模持久战多次展现奇效,可气出到何时算到头?大家打算“持久”到何处去?开罗的解放广场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站在局外看,正如西方当年极少人预测到苏联解体,此前也很少有人料到“中东堡垒”竟在20多天里急转直下。美国第一流的国际问题专家做苏联,造诣紧随其后的就是研究中东的一批学者。相隔十年,都是没想到。对于大的社会症候,人们之前说了不少,但具体到一个个节点上又该怎么判断?

分析之余,很多人在类比:与埃及讨论并行不悖的主题常常是祖国的国内动态。同样是青年问题,在中国从文革走向开放的一代人常说: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无法无天——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畏惧。作为被评论的对象,我知道评论者中的绝大多数经历过深重的苦难;不少人领悟西方思想比我们透彻得多,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适”价值心存敬畏,也因此秉持认真、严肃的生活态度。然而有这么多智慧、经历和深思熟虑,他们面对下一代“该信什么、能信什么”的问题又能给出什么答案?到头来批判价值缺失的人同样无力回天。

类比还连着预测。怎么才能避免重蹈埃及、突尼斯的覆辙?历史为人所用,分析、类比、预测或许可以防微杜渐,但预言同样可以被自我实现,这样的事屡见不鲜。以史为鉴常使人感到刹那间的精神觉醒,真是既浪漫又危险。

2011/01/30

为了忘却的需要

十岁那年,我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投进奥斯维辛集中营。

红军解放了我们。

作为幸存者,我又被带进苏联的“自由集中营”。

回想起我短暂生命中遇到的那些人,无论来自德国、奥地利、克罗地亚,还是乌克兰、匈牙利或苏联,他们的行径大同小异。我甚至认为在纳粹德国发生的一切可以移植到世界任何角落,受害者可以是我,也可能是别人。但那时的我坚信,在任何历史布景中,种族屠杀都不是一个民族的必要选择。在特定政治制度下,良好的教育可以使人们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1948年移居以色列后,几十年来我一直专心营造自己的生活。“以史为鉴、牢记教训”——这样的事我很少去想。并非是对往事讳莫如深以压制内心的波澜:事实上我经常把自己的阅历和经验教训讲给四个孩子听。但我所讲的不过是些个人看法,比如我不愿关注艾希曼审判,强烈反对丹姆亚约克的刑罚,孩子们参观大屠杀纪念馆我决定不去陪同……也许我显得太另类,可这一切只是我的个人偏好。

近几个星期和年轻朋友们谈话,引发我很多新的思考。年轻人的思维与我格格不入:每当听到那些骇人听闻的消息,他们一上来就要怀疑,直到被现实当头一击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在他们眼中,一切组织、一切社会似乎都是铁板一块:以色列人恨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恨以色列人;他们厌恶以色列军的种种,也痛斥阿拉伯世界的一切。

在他们面前,沉重的人生阅历竟使我找到了一丝古怪的“优越感”。对我而言,眼下还有什么事能令我惊骇呢?!我曾目睹推土机把人活埋,看到暴徒扯去医院里老人脸上的氧气面罩,亲历军人扭断孩子们的手臂……往事屡见不鲜,至今历历在目。而另一方面,在我看来,并非所有以色列人都恨阿拉伯人,反之也是如此。事到如今,说起那些曾对我们施暴的人,我虽然难以宽恕其罪行,并仍然期待着将其绳之以法,但对他们的仇视和痛恨却早已消散。

于是我一直问自己,犹太民族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有许多不同于我的想法。难道真如一些人所说,我们生来具备暴虐倾向?我不敢苟同,更不相信暴虐的性格会与某个特定民族捆绑在一起。道理很简单:极端思想和不受约束的行为,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此外,充满极端思想的犹太人大多来自俄国、德国和波兰,而在北非和亚洲的犹太人中,这种情绪并不常见。

也有一些人以为,问题出在这群年轻人是“垮掉的一代”。他们深受政治经济的重压而缺乏安全感,甚至找不到自我存在的意义,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接受高等教育、找到体面工作、购得满意住房,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如此渺茫......但即便如此,我却无法统计犹太民族的年轻人有多少属于“垮掉的一代”。提出这一观点的人也难以证明上述现象在青年中普遍存在。

以色列敌视巴勒斯坦,问题绝不仅仅源于年轻一代的挫败感。最近我越发感到,更深层的因素要到历史记忆中去寻找。反复强调“以史为鉴”给犹太民族带来一种扭曲的内心焦虑。对大屠杀历史的诠释一次次告诉我们:犹太民族是最终的受害者,而整个世界似乎都站在我们的对立面。

二战后,在奥斯维辛的废墟上站起两大民族:日耳曼人说,我们不能再次造就如此惨痛的历史;犹太人说,不能让如此惨痛的历史再次强加到我们身上。两大民族获得的历史教训,前者应该得到肯定,后者则会导致灾难。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对任何文明而言都不可或缺。但历史不是、也不该成为决定社会未来与人们命运的主导力量。一次次挖掘犹太民族的悲剧,并据此排斥其他民族,这是用过去勾画未来,意味着邀请死去之人加入我们当前的政治生活。希特勒及其法西斯政权对这套招数易如反掌。他们这些惯用手段没能蒙蔽犹太人的耳目。

当已死去的人又积极投身当前的政策辩论时,民主决策就会受到挑战。美国总统杰斐逊曾说,建设民主与崇拜过去互不兼容。民主孕育国家的现代和未来,沉浸在回忆中或是陷入历史的悲情不能自拔,这是对民主的致命打击。

我想,倘若大屠杀的悲情没能深入犹太民族的千家万户,或许巴以问题的谈判不会如此坎坷,中东的和平进程也不会走入今天的死胡同。

以色列国不应成为人类未来的威胁。但问题在于一些人有计划地制造、强化大屠杀的受害者意识,使没有经过这一苦难、甚至生于和平年代的犹太人也感到身临其境。猛然间我不禁自问,祖国将一代一代的以色列儿童送进大屠杀纪念馆接受历史教育,最终将导致怎样的结果?我们要让那些尚且稚嫩的孩子们从这段历史中得到什么呢?政治家们面无表情、义正言辞地高喊“铭记!铭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然而这样做目的为何,他们从未作出过解释。

而孩子们又将如何看待这些历史记忆呢?那些血淋淋的恐怖影像直接向他们传递民族仇恨的理由,“铭记历史”的口号往往被参观者解读为“勿忘仇恨”的号召。

我问自己,是不是世界上所有民族都理应记住强加于我们的这段惨痛历史。显然这不是犹太人能回答的问题。包括日耳曼在内的每个民族都有权依照自己的标准作出决定:要记住、还是要忘记。

我们需要学会忘却。时至今日,以色列领导人最该下力气经营人民的生活和民族的未来,而不是借助一系列符号、仪式和教育活动,使整个民族在大屠杀的历史悲情中日夜沉沦。人们的生活终究要从“铭记历史”的重压下解放出来。

也许我言辞过于激烈、观点太过分明,但问题十分严重,绝非我脑海中转瞬即逝的胡思乱想。请允许我重复这一观点:一个民族不可能也不该忘记自己的历史,但大屠杀不应成为犹太民族记忆中永存的主轴。


后记

选译Elkana 1988年旧文。每周参加东欧记忆讨论会,一次波兰人问我,是不是Willy Brandt的惊人一跪反复被强调,并与日本对照,成了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我说这一历史瞬间已经跨越重洋,载入祖国初中生必学的一篇语文课文。

身为中国人谈忘却历史,是有点儿大逆不道。但我确实在想悲情的事。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史给民族心理打上无法磨灭的烙印。晚清时候“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不是过去旧的对外交往体系的崩溃,而是她刚刚踏进新的国际社会,一下子就被抛进了最底层。”然而解放60年后,政府、媒体、民众依然在反复塑造这一受害者情结,compete to be the victim。

清末,慈禧太后作为政治外交的决策中心给中国人留下很多历史回忆。其中两事争议很大,一是1900年她命清兵及义和团对洋人“大加挞伐”,二是辛丑条约决策时上谕“结与国之欢心”。在一定程度上,两件事中太后的仇外与媚外反射整个民族的心理缩影。在太后看来仇外和媚外最终还是要落到“仇”上。其实两种情绪是一回事。骄傲的民族情绪背后是不折不扣的悲情,自豪的阴影终究还是曾经的屈辱。

高中时接触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们,深感他们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社会的“歧视”和“不公”。我像他们那么大时,这些都是我字典里没有的词汇!但更让人铭记于心的是一个老师跟我讲,社会要帮助孩子们但不要过度关注他们,尤其是媒体。他们还小,最重要的是通过帮扶,让他们找到城里的归属感,忘记作为弱势群体的身份,变成和城里学生一样的普通人,变成促进社会和谐的一员。

每个人、民族、国家都是特殊的,但往往也需要忘记一些个体的东西,沉淀下普遍的内容,从而顺利走过“正常化”的过程。为了忘却的需要。

2011/01/29

北非

最近对北非的局势很担忧,每看一条新闻都想起家人。

埃及已断网断手机。刹那间很多人失去了联系。绝望?无助?网络究竟给人与人间的关系带来了什么!

自去年伊朗绿色革命起,Facebook和Twitter等网络产品走上政治舞台,作为新生力量的“民意”表达工具,甚至是组织政治运动的媒介。然而这些工具将被何种势力掌控?现政府还是反对派;全球化还是本土化力量;亲西方派还是宗教极端势力?网络真能给人们带来自由、提升生活质量么?

在遥远的中国,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里依然见不到埃及的情况。


© CNN

2011/01/05

减去十岁

最近迷上谌容,《人到中年》、《真真假假》、《关于仔猪过冬问题》、《懒得离婚》,还有86年的《减去十岁》。

我最喜欢《减去十岁》,读了好几遍,起初觉得荒诞,后来更觉心酸。

小说讲一则小道消息流传,说中央为补偿大家在文革中失去的十年,决定发文件将每人的年龄减去十岁。消息变成旋风,在不同年龄、职位、阅历的人群中掀起风波:(60岁)即将退休的得以继续在领导岗位任职,(50岁)刚刚得到权力桂冠的面临让位,(70多)早已离退的也吵嚷着要重返工作前线,而(20岁)从学校毕业步入社会的新一代则抱怨要重新返校学习。

除工作职务以外,由年龄决定的内容无所不包,从吃穿打扮到生活态度再到学术进修、恋爱婚姻......荒诞调侃间都被小说一一囊括。

在叹息“年龄决定一切”的同时,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中央文件决定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去,从生命的阶段规划到衣食住行的细枝末节都被政治化,都在“新文件”、“新政策”的指挥棒下一应运转。文革时如此,文革后“减去十岁”的文件又何尝不是这样:全方位、被命令的生存方式,本质相同。

我想谌容不仅是控诉文革夺去人们十年时间,不仅是用小说布景表达大家对自我解放和重获青春的珍视,她想批判这种根深蒂固的定式:江山易改、变更“被”字当头的人生却是难上加难。相比《1984》中的政治高压,谌容的小说更幽默辛辣也更值得回味。

最后,一群人拥护减去十岁的决策“英明伟大”,欢庆青春归来、欢呼青春万岁的游行队伍集结在楼下。老人、病人们全然不顾心脏病、高血压,他们剧烈活动,高声叫嚷,仿佛一纸公文真使得自己在生理上返老还童。

与此同时,因小道消息而惊惶失措的人们、游移不定的人们和忐忑不安不是滋味的人们也已然进入癫狂。

所有人翻箱倒柜,奋力寻找那份中央文件,寻找决定自己未来十年命运的“最高指示”。他们已经找不到那个“自然”的我,那个衣食住行个人自决的真实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