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寒春·幸福何在

那是两个月前的事了。我在复习考试，晚上惊闻寒春 (Joan Hinton) 在北京逝世，消息来得很突然，也很平静。

我是在初中时听说寒春的。提到她的故事，中国人会讲一连串非凡的名字：《牛虻》作者福契尼的孙女；杨振宁的美国同学；科学家费米的助手，1944年研制美国原子弹的核物理女专家；宋庆龄、周恩来的革命战友。

老寒可以是很多人的谁谁，然而拉近她与国人距离却不是这些名人背景。在美国，许多人至今质疑中国自主研制原子弹的真实性。纽约时报6月11号的讣告——女核物理“间谍”1948年“叛逃”中国——冷战时的旧语新说，可能仍令不少美国人耿耿于怀。而寒春生前对此也很泰然：延安的山沟里她投入了中国革命的洪流，在陕北三边牧场、在西安草滩、在沙河小王庄，她和在延安结为夫妻的美国丈夫从事奶牛饲养和农机改良，一干就是60年。50多年前，中国有关部门曾问寒春是否愿继续研制原子弹，她摇头道，现在中国人缺的不是原子弹，是牛奶。——把研制原子弹的精神用到养牛上，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新中国第一代儿童喝上了他们生产的牛奶。总之，还是寒春在“大生产”时的那句话：让贫奶的中国人都喝上新鲜牛奶、不坏一斤奶！

自从反对原子弹杀人被“震”上中国革命的不归路，寒春一家再没能走出来。她常说自己是在延安洗的脑子。她和丈夫轰轰烈烈地为“一五”、大跃进、文化革命奉献生命，一样贴大字报，一样送子女上山下乡。然而，在之后中国“越来越焕发出活力”的30年里，他们却在失望和痛苦中慢慢老去：理解寒春想法的“革命同志”越来越少，认为他们是“一对傻老外”的人越来越多。原来在延安一起工作的同事晚年生活毫无着落，写信给寒春请她跟中央说说，调他到一个能发医药费、退休金的地方。丈夫落泪，寒春指着信质问领导：这个退休工人，他什么时候能共同富裕……

也许感到孤独了吧，她有时会哭得很伤心。在小王庄农机厂这片最后的精神家园里，寒春曾怀抱解放全人类的梦想，说服领导给牛场所有工人都上了保险。她给自己家服务过的老保姆发自制退休证，用自己的工资每月发给她们退休金。她倾注大量心血自主研制各种设备，如今都逐渐被进口货取代了。甚至到寒春晚年，小王庄也没能摆脱开发商圈地的厄运。春节团拜时，她坐在总理身旁“煞风景”地递上纸条“……大学城要占奶牛场，我的牛怎么办？中国目前的短视行为在使农田以惊人的速度流失，农田对环境有好处……”。

人生苦短，走出信仰是困难的事。脱离信仰危机的深渊或许更难。我不是左派，很多人都不是。但想想看，无论是左中右，是有神无神，姓社姓资，人们对幸福和价值的追求却殊途同归。在最黑暗绝望、或是最光明欢喜的时空里，大家都在想着幸福何在。

当寒春还叫Joan时，她母亲是美国有名的教育家，那时Joan觉得能受到母亲教育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后来她投身科学研究，几年里“坐直升飞机上了世界尖端科学的最高峰”，自然界的奥秘一点点地被揭开。寒春坚信“只有从事这种纯科学研究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而“社会上的生产实践，没意思，太俗”。

“可原子弹的爆炸，把政治与我的科学联系到一起，逼得我不得不开始想问题。…… 难道只让我追求物理方面的真理，而不许我追求社会方面的真理吗？我热爱科学，但我感到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什么都不过问，任人摆布，和做个傻子有什么不同？！”

“当年在洛萨阿罗莫斯的山沟里，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最先进的设备，搞的是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推动了原子能时代的诞生，我曾认为这也就是我一生要走的路，可结果我却为杀害十几万无辜人民的凶手出了力。在延安的山沟里，那时是实行供给制，大家的生活很简单，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吃的是大锅饭，厂里的设备很原始，搞的工作也不过是生产和改革小农具，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但我感到我们为拯救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出了力，为新中国的诞生出了力，投入时代的洪流，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东西，这里就是我的归宿，就是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家。我感到我真正找到一条光明的路。”

幸福何在？寒春的具体构想过时了。但8年来，我一直觉得她说的实质是对的：就是要找到自己活着的用处，找到存在的价值。各种宗教、各种主义，或出世或入世，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寒春并非对中国情有独钟，她的幸福来自中国革命，来自共和国前30年的政治生命。生长在红旗下的寒春到了晚年，幸福却越来越少。而对于在后30年里向幸福进军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否符合我们幸福的初衷？当上了一天班，赚到一笔钱，或是当深夜晚餐聚会结束后走在空旷的街上，当忙碌、金钱和欢笑失去对他人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有时竟也像寒春一样感到孤独。

前几天极少看电影的我也看起《唐山大地震》。不是想象中的灾难片，而是伦理片。结尾的西红柿和书包情结足以把孤独的现代人冲击到崩溃。我在短暂的两小时又看到了生命和家庭的光亮，尽管在很多人眼中，它们已不能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常识。

这是一个感情、价值与信仰沉沦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