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申请

在图书馆顶层窗前上网。Skype上Daisy和高中同学都安慰我说申请本来就是熬时间的活，要有耐心。其实原本安之就跟我讲过的，我那时只想一蹴而就。现在明白了。总之感谢大家鼓励我，帮我出主意。

其实特别想把申请的事弄完赶快读几本书，现在知识极其匮乏，真是难以应对日后的挑战。加上周围人天天吵保研的事，要不是这学期很多课，早就在家休学了。

周一晚上和连老师谈话，北大现在还有这样专注、认真、诚实的学者太难得了。我一直敬佩德国学者的敏锐思维和严谨作风。昨天读她发来的中德关系论文和在中欧政党论坛的演讲——很久没看到关于中欧的同等水平的评论。尤其是“天然同盟”关系和政治侏儒“矫枉必须过正”，让人耳目一新。

去年中法建交纪念会上邢骅发言，恳请双方各界人士多做观察研究，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但有时，这些学者建言献策风险也很大。6月份我在欧洲遇到不少中国游客，当时国航飞机爆胎，大家闲得聊天。说起紧张的中欧关系来，他们气势之凶，仿佛定要揪出每一个“卖国贼”才罢。讲到什么立刻给人扣帽子，真令人望而生畏，也让人感到惋惜。就好像Daisy看建国大业跟我说有些负面感受，即中国的逻辑被简化成处处都是政治，处处是斗争，政治=社会，或者是斗争=社会。问题是出在舆论上？包容性？还是我们没想清活着为了什么？（说到这里，我又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观点冲突不足为过，难道每次都要以此划界、分清敌我友？政治毕竟不是人的全部。

从西藏下来

终于回来了。一个星期，周围人天天围着保研纠结......我找不着北，申请全无进展，很多事情也疏于应付。只是和Max小聚，半年没见了，尽管我们觉得这种频率最为正常。Max和我说事情总是时浅时深，我们坐在似曾相识的院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望着北京灰白的夜空。我已很久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借来很多书开始看，大多是欧洲史的，觉得很有意思。每当这时就感到荒废了三年时间上不喜欢的课、准备各种考试，不如踏实看看书，看过之后再到处游历一下。

最近越来越愤青了，不知为什么，可能是这段时间接触的人和不幸更多了吧，周围人有些物质匮乏，很苦恼。有些人十分富足，却过得不充实、不幸福。物质和精神的空洞看来同样难以填补。我赞同Max的说法，angry youth中很多是衣食无忧的affluent youth，寻求小众感觉，并不能说明什么切实问题。真要实地看看这个世界什么样子，走出这个城市，不必远至云贵，只到北京郊区或是河北，所见所闻便全然不同，触目惊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平时习以为常的事实。

成都春熙路 © DT

失眠

失眠严重，写一篇，全当清晨的胡言乱语吧。

毛毛带着猫找我，咪咪会翻跟头，后肢越发肥壮发达了。

Daisy从香港回来。前天一起去Café Sambal，本以为是古怪小资的地方，心存抵触。后来发现小院儿跟我小时候住的很像。谈的无非是零零散散的事，但倍感亲切。

第二天中午和Alec继续讨论。傍晚梁驰居然叫了很多人来商量事。我俩本是超龄服役，这回还要担起责任，觉得智力体力都不如去年。

听说中联协不太满意我们把活动作大，觉得抢它们的影响力。把活动归到联协下面管也是办法，可能还有不少行政上的便利，问题是学生活动难免因此变得官方化。他们通常是两个委员会，非敏感议题，现场评委打分——兴趣活动成了英文比赛。

美国随感

早想着整理一下美国之行的零散感受。回国后有点低烧，还是上了西藏，后来发现是吃红景天缘故。回国后周围人都以为我流感了，把他们吓了一跳。在医院检查，每到一处都有人走到我前面说，这是从美国回来发烧的！

西藏的各种奇遇和人事应接不暇，一时半会儿都沉淀不下来。

Yale的课程讲外交决策，但Krasno本是联合国裁军维和专家，因此讨论的案例很多是维和行动。到联合国纽约总部与维和官员直接交流，我第一次体会到处理国际危机和冲突是繁杂的技术活儿，只有个慷慨激昂是靠不住的，要设计，要统筹，比如国内冲突双方磋商谈判时，当事人都极其敏感，流程细节一点马虎不得；还有联合国内部各机构在行动中的领导、配合、协调也是大麻烦；解除武装后，当地人如何得到安置，同样是见仁见智。

在中国的课堂里，我们对细节的把握少，总是谈权力争夺，大国政治，泛泛而论。其实微小的技术设定和操作才真见一方对全局的控制和影响力。很多中国学生对待国际组织还是冷战思维，用大国权力平衡一概而论，失去了学习实际操作的机会，很可惜。

我们见到联合国副秘书长，也是缅甸问题特使Gambari。那天中午，我随便读了些美国当地关于他的报道，大部分都是批评他的领导班子在缅甸不够强硬，进展缓慢。下午见面时，一些学生也当面质疑他。Peter问，缅甸问题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解决么？我特别欣赏坐在旁边的秘书长助理，他有法国和印尼双重背景，一直沉默不言。直到最后他才说，解决缅甸当前问题要研究它数十年来动荡的历史，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问题解决要渐进，也要按照路线图保持一定的速度。今年实现某一政治目标，十年后实现同样的目标，其结果和意义可能因内外环境改变而大相径庭。只是这个度太难把握。这些观点相对保守，却反映出长期从事维和行动的“行家”对国际问题实践的谨慎态度。他们特别提到培养缅甸军政府对联合国的信任（比如通过灾害援助建立感情等等），这都是我以前没想过的。

回国后说起此行，也没什么新话题。前一阵大家热谈美国金融泡沫破裂。生活中充满虚幻和臆想的泡沫其实远不止这些。那天从地铁走出来，我在911废墟旁头脑一片空白。摩天大楼或许能代表某种物质高度，然而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却往往被忽视，造成难以弥补的惨重代价。

拉萨—成都途中

Manhattan from Upper Bay

821飞行随记

奥运一晃一年多。几天晚上，我在拉萨接连看旅游卫视的“黎明前的奥运会”。并不像很多志愿者一样怀念什么，只是想了解这样的大型活动如何应对“黎明前”的突发情况和问题。

看开幕式准备过程的纪录，我也时常想起自己和朋友们做各种活动的事。其实那些“黎明前”的危机情景很多是相似的：上下沟通与协调，上级的意见和干预，团队组织和建设，设计创意被否定，人事安排变故......

最难忘的是那时整日没法睡觉，手机同时插播三四个电话，还有在出租车上望着拥堵的车流享受难得的发呆时光，希望多堵一会儿又怕耽误正经事。绝不敢说那是幸福时光，觉得值得就行了。

奥运开幕前二十天，领导人审查节目，提出颠覆性的批评建议，很多调整遇到来自基层和决策层的争论、压力甚至是哀求（毕竟每个细节都融入了艺术家长期的心血）。张艺谋说领导的意见也代表了观众的第一感受，之后的删减与改革丢掉了不必要的包袱，明显推进了筹备的进程，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在中国办活动不容易，常常遇到“敏感”问题，说到底是各级对承担责任的恐惧。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样的情况在现实情境中很少很少，哪怕是奥运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同样如此。

拉萨—成都途中 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