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来及写西西里。回来马上期末考试，现在又要离开。来到巴勒莫的第一晚就被示威者夹道欢迎。最后一天赶上飞机爆胎，我滞留在一个罗马郊区的酒店，随时等待赶赴机场。房间只有一扇窗，外边对着墙壁，无聊至极。
5月11日凌晨 罗马
这次两个题目一是守法意识与和平文化（大概和西西里黑手党有关吧）。我准备了留美学生袁天鹏在中国农村推广Robert’s Rule of Order的故事，还有农民工子女如何融入社会的案例。现在想来，单讲故事是不够的，还得有理论化的概括，或者是更深层的回应。也许因为在欧洲的缘故，美国代表并未成为主导，相反大量欧洲代表（包括记者出身的主持人）一起反思了人何以为人、教育的本质、法治与民主等问题，其中一些甚至上升为哲学层面的思想碰撞。这种理想和理论交织的开场白令我始料未及。
第二天的议题是可持续发展，我觉得太虚了，主旨是说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个luxury problem。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各国面对可持续发展都存在一个优先选择问题(question of priority)：东方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西方当前也要面对解决经济危机与环境保护谁先谁后的问题。现在经济不景气，欧盟在环保上的雄心壮志也减了不少。
我并未想到luxury problem的提法会引起很多争论，电视台还专门问我为什么提这个。科学发展当然好，但成本和代价也很高，决定走上这条路一开始会很痛苦。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过程真是一场从人人心底到社会制度的全方位变革。
意大利外长的结尾陈述我感触很深。此行途中我一直在看《对话欧洲》。第五章题为：“17-19世纪的欧洲：一艘行驶在海上却要重建的大船”。没想到外长的总结发言也以此开始。
这个比喻出自德国社会学、历史学家尼古拉·鲁曼(Niklas Luhmann)。他说，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欧洲像一艘行驶在大海上却要重建的船，没有海港，不能靠岸。“我们用上面的一些零件来制造另一些零件。用已经存在的话语、概念来承载全新的东西。”旧瓶酿新酒，旧瓶装新酒，有时是处事策略，有时则实属无奈。
讨论将近尾声时，秘书处起草了文件，立即引来代表的激烈争论。我觉得有些是无谓的咬文嚼字，回国后外交部的同学也说他们很烦国际会议上西方人无休止地抠文字问题。但转而一想，这些看似无谓的苛刻其实体现了学生对国际条约法的谨慎态度（排序、措词、语气）。懂这些门道的专业人才我们还不多。
5月12日上午 罗马
我也得以近距离接触一些欧洲的中国游客。杨一家夫妇二人带薪休假来法意旅行。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们经常说到中国与欧洲的实力对比，坚信几十年后，中国将令世界刮目相看，甚至俯首称臣(with humility)。除杨以外，同机的还有两个国内团，购物、游览之余，不难看出，欧洲的现实同他们先前的认知落差还是不小。…… 我同他们一样，每当看到欧洲，暗自比较的是中国。我想随着中国在物质层面逐渐赶超西方国家，大家会开始思考其他领域的问题，比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非着眼于谁街上的好车多，谁的高楼建得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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