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北大学生第一次将这个已有几十年历史的学生活动从美国引入中国。五年前，在美国联合国协会的支持下，我在高中阶段参加了全国第一届中学生会。后来几年我从代表变成了组织者。
参会、办会、接受代表和教师的反馈，我的客观感受是中国学生的英文越来越出色了，在国际舞台上，他们越来越勇敢、越自信，他们希望打破欧美的话语体系，果断地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和解决方案。八年来，环境塑造人。中国学生从国际会议上的弱势群体到敢于开口争辩的新生力量，背后折射一些更宏观的变化。
我们今年的活动，参会代表覆盖六大洲，但大部分还是亚洲人。我常常想，举办这样一个活动，除了促进各国间相互了解，是否也加深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和反思。前年夏天纪念欧共体/欧盟成立50周年，在柏林的众多展览中有一则很小的标语说，We can only know ourselves if we know the world，就是这个意思。今天要想认识自己得去和外界建立关系、去交往、去反观。这个比较的过程需要我们表达利益诉求，也需要合作，需要妥协。八年间，模联活动在中国发展如火如荼，中国学生不断尝试代表不同于本身国籍的国家，他们确实在努力掌握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波士顿、在伦敦、在海牙、在东京，世界听到了中国学生的声音。
但我更想谈谈我们的不足。
模联并非英文比赛。参会的中国大学生普遍掌握流利的英文，积极地参与各项议程的讨论，却在很多场合无法谈及问题的实质。今年会议的最后一天，一位来自拉美的领队老师跟我说，中国学生普遍英文很好，但也有不足：一些代表的立场和观点让外国人难以理解，未能有效表明“代表国”的立场，造成沟通障碍，这不是语言的障碍。模联的经历让我逐渐明白，会说英文不等于被别人理解，尝试用别人能听懂的话表达我们的思想，这比学语言困难得多。
模联也不是最佳代表的选拔赛。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每个议题只能有一份决议草案最终被通过，在很多中国代表看来，自己的草案初稿被采纳就意味着成功。几年前，中国学生参加美国的模联活动，在西方学生的强势压力下，欧美学生提出的文件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最终决议的底稿。他们不理睬中国学生提出的建议，或者将我们准备的意见稿拆得七零八落，把有用的一两个条款补充到自己的提案中。
与几年前不同，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代表“有备而来”。他们在会前准备大量工作文件和决议草案，希望引导整个会场的辩论。但在遇到挑战和冲突时，中国代表往往不愿相互妥协，坚决不合并彼此的文件，造成各方僵持不下。有一部分是出于功利心：很多人为了竞逐“最佳代表”，在任何问题上都寸步不让、一毛不拔。在今年的模拟东盟10+3会场上，两个集团不肯达成妥协议案，造成会议长期僵持，险些演变成代表间的人身攻击。
最后是对于国际机制和国际法的积累不足。今年我们模拟了联合国大会的法律委员会，双代表制，134名代表，讨论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国际法修改。大部分代表不明白法律委员会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对国际法的讨论也比较吃力。去年我们设置委员会时，对是否引入法律问题进行过反复论证，但最终还是决定要试一试。现在看来结果虽然不够理想，也算是找到了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