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随感

早想着整理一下美国之行的零散感受。回国后有点低烧，还是上了西藏，后来发现是吃红景天缘故。回国后周围人都以为我流感了，把他们吓了一跳。在医院检查，每到一处都有人走到我前面说，这是从美国回来发烧的！

西藏的各种奇遇和人事应接不暇，一时半会儿都沉淀不下来。

Yale的课程讲外交决策，但Krasno本是联合国裁军维和专家，因此讨论的案例很多是维和行动。到联合国纽约总部与维和官员直接交流，我第一次体会到处理国际危机和冲突是繁杂的技术活儿，只有个慷慨激昂是靠不住的，要设计，要统筹，比如国内冲突双方磋商谈判时，当事人都极其敏感，流程细节一点马虎不得；还有联合国内部各机构在行动中的领导、配合、协调也是大麻烦；解除武装后，当地人如何得到安置，同样是见仁见智。

在中国的课堂里，我们对细节的把握少，总是谈权力争夺，大国政治，泛泛而论。其实微小的技术设定和操作才真见一方对全局的控制和影响力。很多中国学生对待国际组织还是冷战思维，用大国权力平衡一概而论，失去了学习实际操作的机会，很可惜。

我们见到联合国副秘书长，也是缅甸问题特使Gambari。那天中午，我随便读了些美国当地关于他的报道，大部分都是批评他的领导班子在缅甸不够强硬，进展缓慢。下午见面时，一些学生也当面质疑他。Peter问，缅甸问题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解决么？我特别欣赏坐在旁边的秘书长助理，他有法国和印尼双重背景，一直沉默不言。直到最后他才说，解决缅甸当前问题要研究它数十年来动荡的历史，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问题解决要渐进，也要按照路线图保持一定的速度。今年实现某一政治目标，十年后实现同样的目标，其结果和意义可能因内外环境改变而大相径庭。只是这个度太难把握。这些观点相对保守，却反映出长期从事维和行动的“行家”对国际问题实践的谨慎态度。他们特别提到培养缅甸军政府对联合国的信任（比如通过灾害援助建立感情等等），这都是我以前没想过的。

回国后说起此行，也没什么新话题。前一阵大家热谈美国金融泡沫破裂。生活中充满虚幻和臆想的泡沫其实远不止这些。那天从地铁走出来，我在911废墟旁头脑一片空白。摩天大楼或许能代表某种物质高度，然而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却往往被忽视，造成难以弥补的惨重代价。

拉萨—成都途中

Manhattan from Upper Bay